1953年7月20日，重庆市公安局在解放碑举行万人公判大会，准备判处五名原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看守死刑并当场枪决，这五人原来都是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房的看守人员，而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的11月27日，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曾发生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总共有二百零七名关押在这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屠杀。因此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在白公馆渣滓洞当看守的“人均刽子手”、“人均杀人犯”并不算什么栽赃冤枉之词。

11.27大屠杀

所以，在万人公判大会的现场，群众群情激愤，喊杀声不绝于耳，而准备受刑的犯人们则一脸恐惧，他们心里也清楚，就他们犯下的罪行，只枪毙他们本人而没有株连家人，已经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共和国，否则换作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三族甚至九族一起上法场，一大家族整整齐齐去阎王爷那里报到的画面就出现了。

然而，正当法官念完死刑判决书，准备行刑的时候，五名人犯中有一个人突然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法官知道这个人，他叫黄茂才，原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房看守，自从他1951年被群众揭发曾在渣滓洞当看守并被关押后一开始他就声称自己没有杀人，手上没有血债，但没有人相信他——渣滓洞集中营的看守手上没有血债，那纯属笑话！

“洪洞县里无好人！”

在随后的审查中，黄茂才曾多次表示：“我与江竹筠、李青林、李惠明都有联系，冒着被砍脑壳的危险帮共产党送过许多信，办过许多事。”

不过，审讯人员根本不信。

……

但此时此刻，黄茂才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出那句“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却是震惊全场，原本义愤填膺的人群安静了下来，片刻后又议论纷纷，讨论着黄茂才这句话的真伪。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黄茂才身上还有历史问题没有查清，那么对他的死刑就必须暂停执行。

于是，在经过仔细商讨后，法官下令把黄茂才重新收押以便进一步审查核实。至于其余四个人，则照旧枪决。

黄茂才的档案显示：他是自贡荣县人，1941年时因为家贫又遇上国民党军在当地抓壮丁去抗战（抗战中国民党军抢抓的壮丁的非战斗死亡率高达30%~50%），母亲于是求到东家大少爷——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兼通讯队队长的刘重威处，请求给黄茂才某个差事，避免上前线。刘重威于是就把黄茂才带到了重庆留在自己身边当了少尉文书，安然度过了抗战。

1945年5月，时年22岁的黄茂才被调入渣滓洞集中营当女牢房的看守。黄茂才自称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同为自贡老乡的江竹筠，在“江姐”等人的开导、劝说、感化下，他利用看守的身份便利成为了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在狱内与战友、狱外与党组织联系的“特殊信使”。并且帮助江竹筠、左绍英、胡其芬等人送出多封秘密信件给重庆的地下组织。

……

可问题是：在渣滓洞集中营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绝大多数都惨死在11.27大屠杀中，而黄茂才提出的可以证明他身份的江竹筠、李青林、杨汉秀、左绍英、胡其芬等人都已经壮烈牺牲，11.27大屠杀中女牢房唯一的幸存者盛国玉虽然可以证明黄茂才是当时女牢房五名看守中唯一没有虐待过她们的人，但也无法证明黄茂才是否为江竹筠等人做过事（主要因为盛国玉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江竹筠等人不可能对她掏心掏肺，什么话都对她讲，因此盛国玉知道的事情很有限）。

解放军解放重庆后在渣滓洞集中营清理烈士遗体时的场面

盛国玉——她是11.27大屠杀中女牢房唯一的幸存者

换句话说，黄茂才的话无法自证，也无法旁证，也无法轻易被否认，这事情就这么僵住了。不过鉴于盛国玉关于“黄茂才从来没有虐待过她们”的证词，黄茂才的死刑判决被取消，以“历史反革命”改判无期徒刑。服刑期间，黄茂才因为表现出色而多次获得减刑，并于1964年获释，总共服刑11年。

但是获释后，黄茂才的原渣滓洞集中营看守的身份让他遭受了无数白眼，拜“白公馆渣滓洞”的恶名所赐，黄茂才处在“社会性死亡”的状态，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黄茂才就此踏上了自我平反之路——不断向荣县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渣滓洞集中营

可是，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人都已经牺牲了，又能去哪里找能够给自己证明的人呢？这如同横在黄茂才自我平反道路上的一堵墙，令黄茂才处处碰壁——

转机直到1981年5月才出现：当时，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在清理档案时意外发现了胡其芬烈士（被捕前为中共重庆地下工委的妇委书记）所写的《最后的报告》（信中除介绍关押的革命志士被杀害情况、敌人的力量部署及周边情形外，还对狱外党组织的营救提出了建议），其中有一句“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引起了馆长的注意。

胡其芬烈士

信中还提到，江竹筠烈士写给其子彭云的遗书“示儿信”也是“蓝先生”帮忙传递出渣滓洞的，在传递这封遗书后不久，“蓝先生”就接到遣散通知，也正是因为“蓝先生”在将要离开渣滓洞，胡其芬才抓紧最后的机会委托“蓝先生”将《最后的报告》送出。

“……蓝先生此次见你时，定将里面的情况，对政治犯处理的消息，组织上的准备，以及盼望我们在这里进行的事项，详细告知，不日他将离开，不能再带你的回信给我们了。”

当时的重庆地下组织也证实，胡其芬烈士的信的确是一个代号“蓝先生”的人送出来的，信送出来后交给了地下交通员——重庆大学医学院女学生况淑华。由于当时风声很紧，这封求救信直到11月25日早晨才交到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的负责人刘康手中。

胡其芬烈士绝笔《最后的报告》原件

但当刘康写好回信准备送回狱中时，“蓝先生”却因故离开了重庆，再加上敌人屠杀行动提前到了11月27日，导致营救行动流产。

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是认识黄茂才的，因为黄茂才在自我平反过程中没少造访这里，这时馆长突然想到了黄茂才提到过的一个细节：11月20日，黄茂才被遣散回老家，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借告别的机会将胡其芬的《最后的报告》带了出来，在将信放到事先约定的秘密地点后就径直去储奇门码头登船回老家了。

这就和刘康的证词对上了，如果黄茂才在11月20日被遣散的话，那刘康写完回信自然是联系不到“蓝先生”的。

那么，黄茂才到底是不是胡其芬烈士笔下的那个“蓝先生”呢？

另外，馆长还在《最后的报告》中发现了一个细节：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房幸存者并不只有盛国玉一个人，还有一个在大屠杀发生之前就已经被营救出狱的人——原重庆大学医学院学生、重庆地下党沙磁特支书记刘国鋕烈士的女友曾紫霞。

学生时代的曾紫霞

刘国鋕烈士

曾紫霞自194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后就被关在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房，是江竹筠的“狱友”，却始终没有暴露其地下党员的身份，后经党组织多方面努力，特别是其内江同乡、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沈重宇的大力援助，曾紫霞在1949年8月15日被保释出狱，成为为数不多的全须全尾走出渣滓洞集中营的人。

出狱后，曾紫霞回到家乡凤鸣小学任教，继续开展革命宣传。1949年底，大西南解放前夕，曾紫霞参与民主党派的地下革命活动，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去西昌做部队的策反工作，并参加了西昌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紫霞回到重庆，被组织分配到重庆大学工作，任重大医学系教授，后调到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任教，WG期间曾遭受迫害，拨乱反正恢复名誉后担任四川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馆长于是给黄茂才写了一封信，告知了胡其芬烈士的绝笔信已经找到，并还给他提供了曾紫霞在成都的地址。

在接到信后，黄茂才激动不已，且不说胡其芬烈士的绝笔信是他当年送出的最后一份烈士的遗物，曾紫霞这个名字更是让他看到了希望，因为曾紫霞当年正是和江竹筠一起对他进行开导、劝说、感化的人，甚至曾紫霞和他接触的时间比江竹筠还要早两个月。

……

1981年秋，黄茂才专程来到成都医学院，见到了曾紫霞。面对已经被岁月的“杀猪刀”整的面目全非的黄茂才，曾紫霞感慨不已：“你是黄茂才，唉呀呀，我的表哥（在渣滓洞集中营里，黄茂才和曾紫霞以表兄妹相称）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在了解到黄茂才几十年来的遭遇后曾紫霞更是心酸，二话不说立刻提笔为黄茂才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证明材料，详细叙述了她和江竹筠、李惠明等一起如何劝说感化黄茂才，并成功将黄茂才发展为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房和重庆地下党之间的交通员的全过程：

晚年的曾紫霞

曾紫霞自从被捕后就被关入渣滓洞集中营女牢房，期间她发现黄茂才和其他看守不同，他不像其他看守对她们凶神恶煞，而是客客气气，甚至还主动为她们打扫牢房，在初期的警惕和试探过后，她意识到黄茂才心存道德良知，便和江竹筠、李青林、李惠明、左绍英、杨汉秀等人商量尽可能策反黄茂才。

李惠明烈士

左绍英烈士

杨汉秀烈士

于是，曾紫霞借着放风的机会操着一口地道四川话跟黄茂才闲聊，熟络后装作不经意地透露了自己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让她欣喜的是黄茂才对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排斥，更没有向看守长告发——要知道当时的渣滓洞集中营所长是杀人不眨眼的徐贵林（徐贵林的故事请看本厂长被托儿所所长认出的杀人恶魔，渣滓洞集中营所长徐贵林被擒伏法记一文），反而对进步思想表现出向往和敬佩，于是曾紫霞趁热打铁，开始源源不断给他传输革命思想，两人很快以表兄妹相称。

被枪决前的徐贵林

……

终于在半个月后的某天放风时，黄茂才悄悄对曾紫霞说：“今后，只要你们相信我，让我干什么都行。”

曾紫霞和江竹筠、李青林等人商量后，先拜托黄茂才悄悄送出去几封不痛不痒的信件，在这几封信顺利地被送出去后逐渐在信中加入一些稍微重要些的内容，在这些信件也安全送出后，确定了黄茂才可以信任，而“蓝先生”此后就成了黄茂才的代号。

江竹筠烈士

李青林烈士

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茂才为难友们送了上百封信，同时还用自己的或难友们的亲戚朋友资助的钱买书报带进监狱，除《新民晚报》、《大公报》、《国民日报》、《中央日报》等外，还带进《社会发展简史》等进步书刊和药品等物。

曾紫霞还证实，江竹筠曾经当着她的面写了一张字条后让她交给黄茂才，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都替你高兴，希望你一如既往为我们多做事。将来人民的新政府一定会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类似的字条应该不止这一张，但黄茂才看后一般都是就地销毁，以免自己身份暴露）。”

此外，曾紫霞在出狱后还和黄茂才见过三次面，传出狱中情况，带进地下党的指示，直到一个月后曾紫霞被上级调往成都。

除了这份证明材料外，曾紫霞还给当年的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林向北（其岳母陈联诗是《红岩》中华蓥山游击队“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写信，告诉他“蓝先生”找到了。林向北接信后也是激动不已，提笔为“蓝先生”写下另一份证明材料：

林向北

根据“蓝先生”传递出来的情报，作为时任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我（指林向北）制定了广撒网式的营救计划：

其一、紧急联系了负责白公馆渣滓洞外围警戒的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大队长陈昌（从1931年开始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原中央特科成员），将几名身手好的地下党员安插进了警备第一旅，按照计划，陈昌会在最短时间内，将他们提拔到班长、分队长、司务长等职位，然后形成良性循环、借机安插进更多人，同时在敌人内部动员策反。逐步将这支负责渣滓洞、白公馆外围警戒工作的第一旅，转变为我党的势力，成为实施营救的一大主力。

陈昌

其二，将部分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新开设的“干部训练班”和“二十四兵工厂护厂队”，尽可能发展力量，以便营救行动开始时进行策应。

其三，由“蓝先生”出面策反渣滓洞警卫连连长武子升，说服对方弃暗投明，关键时候率部起义。

以上部署在1949年10月之前基本完成。然而就在这时变故接连发生：首先是“干部训练班”突然宣布解散，“二十四兵工厂护厂队”被调往前线；陈昌的身份意外暴露而被迫出走；被“蓝先生”成功策反的武子升也突然被调走——

事后证实是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加快对重庆的破坏，以及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人士进行“处理”，唯恐上述单位被地下党“渗透”而做出的“预防措施”，并不是营救计划被泄漏，但客观上导致了林向北精心策划的营救计划的流产。

……

除了林向北外，曾紫霞还先后联系到了渣滓洞幸存者田一平、仲秋元、刘德彬、张坤璧、李玉钿、况淑华等人，他们在被关押期间都和黄茂才有过接触，黄茂才也或多或少地为他们向外面传递过各种字条和信件。

在得知“蓝先生”依然健在，这些人纷纷提笔为黄茂才写了证明材料，证实黄茂才在渣滓洞集中营当看守期间并没有和其他看守那样打骂虐待关押在里面的革命人士，反而多次冒死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

有了这些证明材料，四川省委统战部于1981年9月24日发出通知：“黄茂才在重庆渣滓洞看守期间，为我地下党同志做了许多好事，当时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建议安排黄茂才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

1981年9月27日，荣县人民法院正式宣布黄茂才无罪，此时距离黄茂才被判处无期徒刑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