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的一天，北大西门来了辆黑色轿车，直接把49岁的古典文学副教授芦荻接走了。

当时芦荻以为就是去中南海给人讲几首唐诗，没多想就上了车，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竟开启了长达124天的“特殊答辩”。

 

车子开进中南海，芦荻被带到菊香书屋，看到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翻《刘禹锡集》。

刚坐下，毛泽东就开口问：“刘先生说‘沉舟侧畔千帆过’，你讲讲，帆是谁？沉舟又是谁？”芦荻本来想从文学赏析的角度说说，结果毛泽东没等她开口就自己答了：

“沉舟是旧制度，千帆是人民。诗人要是没这层意思，只写景物，那诗就缺了灵魂。”

 

这话一出口，芦荻心里咯噔一下，她瞬间明白，自己不是来“上课”的，是被请进了一个移动的“学术擂台”。

后来聊到深夜，毛泽东突然从案头抽了一沓校样出来，是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本。

他指着封面上用铅笔批的“诗不宜注”四个字解释：

“诗一旦加了注解，就成了标本，钉在纸板上，飞不起来了。我的诗词，得让读的人自己去悟，悟出多少算多少。”

 

这事不是第一次提，1973年外文局筹备英译版时，他就说过“翻译可以，注释不行”，最后只在天文、地理这些确实需要背景的地方，亲口录了32条解释，总共1900多字，其他的全删了。

芦荻后来特意统计过，毛泽东亲笔圈阅过的古今诗词有1180首、378阕，还有12套曲、20篇赋，涉及429个作者。

古今诗人里，自信到敢不给自己的“全集”加注释的，毛主席怕是独一份。

批注四万言的“较真”与400字背诵的“功底”

除了诗词，毛泽东对史书的研读更是细致。

 

有一次芦荻随身带了本《资治通鉴》第三册，随口问了句唐肃宗奔蜀的事，毛泽东立马引用《旧唐书・玄宗纪》纠正司马光“叙事太松”，还说自己已经把《通鉴》读了17遍，“每一遍都在找破绽”。

他还让芦荻去读《晋书》，理由很特别：

“魏晋风度藏在恶文里，文饰越差，人性越真实。”

 

为了让芦荻相信，毛泽东从书柜底层搬出20本用旧报纸糊面的“毛边册”。

芦荻翻开一看，每页的天头地脚都写得密密麻麻：蓝色铅笔批典故，红色圆珠笔批制度，黑色钢笔写着“此论甚陋”“司马光是书生之见”。

她偷偷数过，单是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批语就超过4万字，差不多相当于4篇博士论文的字数。

1975年8月以后，毛泽东的白内障越来越严重，没法自己看书，就改成让芦荻“听读”。

 

每天午后芦荻进书屋，先朗读，读完再讨论。

有一次读《左传》“晋文公使士会为正卿”，芦荻把“卿”念成了qīng，毛泽东立刻抬手打断：“这里得读qìng，官名有固定读音。”

芦荻回宿舍后连着查了《经典释文》《广韵》好几本书，果然是自己读错了。

 

有时候芦荻翻书速度稍慢，毛泽东就自己站起来背。

“昔年乔木，王谢堂前；今作苍苔，荆榛满地……”

庾信的《枯树赋》全文400多字，他一口气背完，没打一处磕巴。

背完还回头冲芦荻眨眨眼：“攻书要到底，不动笔墨不读书。你信不信？”那天晚上，芦荻把这句话写进日记，还加了一行小字：“信，则此生不敢偷懒。”

 

毛泽东读小说的角度也和常人不一样，最忌讳只看“故事情节”。

他看《红楼梦》，关注的是制度和人性。

读到“尤二姐投井”那一回，他批道：“贾琏之泪，怕事而非痛人；贾政哭贾珠，无力而非哀子。男人眼泪，要先问动机。”

另一页上还写着：“林黛玉才气高，心志弱；贾宝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非弱者。”

 

芦荻问过他：“为什么总把悲剧读成力量？”毛泽东回答：“文艺要是只能让人哭，那就没出息了。得让人哭完知道该怎么活。”

这种“拆着读”的方法，让芦荻明白，经典的价值不在“美”，而在“用”用来认识社会、改造社会。

从“鸟不可动”到十年整理

1976年6月，北京特别热。

毛泽东指着窗外槐树上的两只灰喜鹊，对芦荻说：

“别吓它们，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自己的性命。不管事大事小，都该心存敬畏。”

 

本来以为就是句闲谈，没想到10年后，这句话成了芦荻创办“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精神源头。

1985年，她在海淀路看到有人虐猫，冲上去夺下棍子，只说了一句：“那年有人教过我，鸟不可动。”

芦荻晚年回忆时说：“主席的学问，不只是在书里，更在他看世界的目光里。”

 

1975年9月6日，毛泽东给芦荻上了“最后一课”。

他让芦荻把《三国志》和《晋书》对照着读，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然后问：“你信哪本？”芦荻答不上来，毛泽东拍着她的记录本说：

“历史没有真理，只有逻辑。你要学会给任何权威挑刺，挑到它站不住脚，再去找它能站稳的支点。”

三个月后，毛泽东病重，再也没力气进行长时间的读书对话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芦荻躲在北大老图书馆的地下室里痛哭失声。

之后的10年，她拖着病体整理出60多万字的侍读笔记，出版了《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谈历史与古代文学》两本书，扉页上写着：“我所记录的，不过是主席学问之海的一朵浪花。”

 

2015年，85岁的芦荻临终前，把14册毛泽东亲笔批注的线装书捐给了国家图书馆，捐赠函里的最后一句写着：“它们不属于我，而属于所有想知晓‘何以中国’的后人。”

芦荻后来常对学生说：“主席的渊博，不靠死记硬背，靠的是方法。”

她归纳了四条，其实核心就是带着问题读、对着不同说法比、专挑不合理的地方琢磨，最重要的是读完必须写、必须讲、必须用到实践里，不然就不算“读完”。

 

她总提醒学生：“别把主席当成‘万能书柜’，他真正想留给中国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敢于质疑、善于比较、勇于实践的读书精神。”

124天，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不过是一瞬间，却足够让一位北大教授记一辈子。

毛泽东逝世快半个世纪了，他的批注、他的提问、他那句“鸟不可动”的轻语，还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渊博，不是把知识堆在一起，而是把古今中外的学问，变成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火把；真正的纪念，也不是反复吟诵旧话，而是让那束火把，继续烧向下一个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