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具有“一言九鼎”威力的特殊群体，为何快速在乡村视野隐匿？

曾经具有“一言九鼎”威力的特殊群体，为何快速在乡村视野隐匿？

在十九世纪初期之前，中国的乡村世界长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封建王朝的府衙，从秦朝建立郡县制开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最低的官方机构从来只设置到县一级。至于其之下的类似于今天的乡、村、社这三级，是没有正式的行政建制的，那些里正、保长之类的“官员”，虽说负责这一个地方的人口统计、课税计算等官方职责，但他们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员，顶多是一个“半公半农”的小吏。

更何况，这些乡一级以下的“官员”，其职能单纯、权力有限，很承担起管理地方、安抚民众、引导生产等一些基本的社会管理功能。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古代社会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为了便于生产生活，这些从事着农业生产的人们又会依据地理条件，随机分布、自然群居，形成各种大小规模不一的自然村落。

一旦形成自然村落，就势必会形成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于一个自然形成的村落，要依靠自觉性或者某些道德、法律的框范来调解人际关系、排解各类矛盾纠纷，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来承担起这些自然村落的社会管理职能。那么，在官方的行政建制没有延伸的这些自然村落，两千多年来是由谁

扮演着

这个“第三方”角色的？

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们，曾经将统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力量分为“神权、君权、族权、夫权”，对于自然村落的管理，也就想当然地归类为“族权”的势力范围了。因为古代社会的宗族意识强烈，相当多的村落也都是某个宗族的“同姓聚居”，所以家族势力、族长威严的确是这类村落的“王者”。这种说法和有很多地名证据，例如今天依然被叫做“王家沟”、“李家庄”、“张家磨”等地名的村落，一定是这个冠名的姓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区域就是这个宗族的领地。

但并非所有的村落都是这种典型、纯粹的宗族聚居，一个自然村落存在两种以上，且人口、势力相当的姓氏，这种族权的影响力就会明显削弱；乃至出现四、五种姓氏以后，宗族影响就会很快消失。行政管辖空白，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那么细碎和无所不及，宗族势力弱化，这个时候，一个被称作“乡贤”的特殊群体就逐步站上了乡村历史的舞台。

“乡贤”是最容易和乡绅、士绅等称谓混淆的概念。乡贤、士绅、乡绅当然也有很多共同点。首先，这些人基本都是针对生活在农村的人而冠以称谓的，在城市当然是无所谓乡绅、乡贤的说法的。这三者生活的区域是一致的。其次，这些人在地方上都是有一定的名望的。

但从严格意义上，乡贤、乡绅和士绅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士绅则是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大体是指世家大族里面的头面人物，是一种笼统的称谓。宗族里面的有脸面的人，可以是族长，也可以是家族里有钱有势的人，但这样的人要成为士绅，必须能够识文断字，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特别是那些考取了功名，或者致仕回乡的官员，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士绅。乡绅和士绅的区别就在于，乡绅产生与宗族关系不大，而是自身的财力、地位、教育水平等的综合体现。乡村也有很多良田千顷、家财万贯的富豪人物，但并不一定会被人当作乡绅或士绅，如果他没有文化，特别是其家庭内没有成员考取过功名，这些人无论多么富有，只能是财主。在古代社会，这个分野是很鲜明的。

而乡贤虽然在表明上看与乡绅、士绅差不多，但从其本质上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例如，乡绅、士绅可以有土豪劣绅，但乡贤却是所有人眼里的善人、好人，从来没有“劣贤”、“恶贤”的说法。因为从字义上看，“贤”字本身就是美德、能干、善良的含义。而且从乡贤的形成来看，也不是单纯依靠财力、权势、功名等硬件因素形成的，而是主要依赖自身的品德因素逐渐成长的。士绅、乡绅的土地、金银、房产，甚至爵位和官职都可能通过继承而先天获得，但“乡贤”的名位并不具备继承性。也就是说，父辈是当地人推崇的“乡贤”，但其子孙未必是贤者。

在过去公共权力缺位的时代，“乡贤”几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官员和精神领袖。在过去的农村，一个人自家的日子过得好，当然也不一定非得多么有钱；家庭和睦，孝敬父母，教育子女有方；为人处事正直公正、正派无私，与人为善，善于协调和处理邻里、亲属关系。这就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乡贤”的潜质。倘若这个人关心公益，是个热心肠，那么他成为一个“乡贤”的可能性又会增加几成。

“乡贤”的形成并不是依靠一纸任命状或其他形而上的方式推举产生，而是依靠在街坊邻居心目中的分量的提高而逐步形成并稳固的。一个人仅仅是依靠自身的品德和才干，逐渐推崇到“乡贤”的位置，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都是建立在人们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尊崇上，从管理学的角度，这样的人无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精神领袖，都是真正意义上，所以也就更加具备名望和权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乡贤”们的分量是那些乡村干部无法比拟的。

“乡贤”们的地位着重体现在对地方事务的管理上。谁家有红白喜事，或者遇到重大困难，“乡贤”会当仁不让，出面组织；邻里之间闹矛盾，旧时代的人信奉“非讼”的理念，更何况若非伤筋动骨、深仇大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很难对薄公堂，乡贤们就可以出面调解，十有八九都会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化干戈为玉帛；夫妻吵架，兄弟、妯娌不睦，父母赡养，子女教育、兄弟分家、男女婚配等这些可以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事”，或者清官也难断“家务事”，“乡贤”也会被邀请介入，并且在处理这些家庭内部矛盾方面也是一言九鼎的。

至于那些抗击自然灾害，处理自然村落之间的矛盾，建设村落区域的公益设施，发展一些公益事业等涉及自然村落的“大事”，或者出谋划策、或者组织动员，或者出钱出力，“乡贤”自然是其中的挑大梁者。一些在自然村落成长起来的“乡贤”，如果声望和威信逐步提高，还有可能继续成长，让“势力范围”扩张到村落之外的更加趋于，“晋级”为某个乡镇或者县区的社会贤达。最近在一些地方，搞了一些类似“乡贤”“复苏”的活动，一些发家致富或者学有所成、位居高官的人被冠上了“乡贤”的美名。其实这是对“乡贤”文化的一种重大曲解。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有钱、学历多高、权力多大，如果他对地方上没有物质和精神贡献，没有参与村里的建设，没有因为美德和善行被广泛尊崇，他只能是一个“致富能手”、好学子弟或者官员、富商，“乡贤”二字的标签是不能糊里糊涂贴上的。

“乡贤”文化在中国的古老农村盛行了数千年之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已经逐渐退出了乡村视野。一是基层政权逐步得到延伸和强化，公共权力和现代化管理方式的渗透和普及，让这种朴素、“纯天然”的管理方式“市场”逐渐萎缩；二是人们的价值标准已经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非品德因素逐渐成为人们膜拜和尊崇的因素，那些往日里一言九鼎的“乡贤”们也日益失去了光华。

不过，不论时光怎么转变，那些曾经在乡村里，靠着一身正气和一腔热忱，“胡子一飘解仇怨，烟袋一磕定乾坤”的老者们，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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