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人口问题既是家庭大事，也关乎国家长远发展。

那么为何老一辈能生育多个子女，而如今许多年轻人连生育一个都感到压力重重？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背后，有哪些现实原因？

 

根据2021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死亡人口为1014万，净增人口仅48万。

人口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新生人口数量持续下滑。从2017年到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从1765万降至1062万，降幅接近40%，平均每年减少约140万人。

不少专家指出，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2017年每千人中增长5.32人，而2021年仅为0.34人，连“半个人”都不到。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的关键指标。

国际上认为，要保持人口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若低于1.5，则会出现少子化、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等问题。

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2020年总和生育率目标为1.8，但实际仅为1.3，已低于人口警戒线。

 

在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各省份生育情况差异显著。

目前已有15个省份进入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和内蒙古负增长最为严重。而出生率最高的五个省份依次为西藏、贵州、宁夏、青海和广西，出生率分别为14.1‰、12.1‰、12.0‰、11.22‰和9.68‰。

出生率最低的五个省份则为黑龙江、上海、吉林、辽宁和江苏，出生率分别为3.59‰、4.67‰、4.7‰、4.71‰和5.7‰。

可见出生率较高的省份多位于中西部，而东北地区整体成为“生育洼地”。

 

东北地区人口外流严重，跨省流动的主要是年轻人，导致当地生育基础削弱。相反，如广东等人口流入大省，因年轻人聚集，出生率较高。

2021年广东出生率达9.35‰，是黑龙江的2.6倍，也是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更典型的对比是黑龙江与贵州。

2021年贵州常住人口仅比黑龙江多20%，但出生人口却是后者的4.15倍。黑龙江全年出生11.3万人，而贵州达到46.9万人。

 

导致中国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育龄妇女指15至49岁女性。2016年至2020年，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2021年15至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近500万人。

这一趋势与1989年后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有关，当年出生人口减少，直接导致如今育龄妇女基数缩小。

 

其次是初婚年龄大幅推迟。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其中男性29.38岁，女性27.95岁。

现代人普遍接受高等教育，若再攻读研究生、工作几年，接近30岁结婚已成为常态。结婚推迟自然延后了生育时间。

 

第三是生育和养育成本的大幅上升。

尽管政策层面有所放宽，如未婚已孕女性申领生育津贴不再需要结婚证，但生育仍多与婚姻绑定。而结婚往往需先购房、买车、准备彩礼。

孩子出生后，各项开支接踵而至：月嫂、尿不湿、奶粉、磨牙棒等婴幼儿用品，以及随后的幼儿园学费、课外辅导费等。

若有条件，家长还可能考虑购置学区房。

 

据育娲人口研究智库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全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8.5万元。

其中，孕期至分娩费用约2.5万元，0至2岁婴儿年均花费2.15万元，3至5岁幼儿年均3.35万元。从怀孕到孩子5岁，平均需支出近19万元，月均超过3000元。

高消费地区如上海，0至17岁孩子养育成本平均达102万元，月均约4700元，连续支出17年以上，压力不可谓不大。

 

除了经济负担，育儿还需投入大量精力。

当代职场人普遍面临“996”“007”等工作模式，下班后已精疲力尽，难以兼顾育儿与自我调节。

若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还需共同赡养四位老人。

因此不少年轻人选择“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的“四大皆空”生活方式。

 

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城市。

2020年全国乡村总和生育率为1.54，城市仅为1.12。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甚至低至0.74，不足农村平均水平的一半。

生育率较高的西藏、贵州、宁夏、青海、广西、甘肃等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例如，广西一位49岁农民与19岁妻子在21年内生育15个子女，被网友称为“广西第一猛男”。

这种现象反映出农村与城市在生育观念和成本上的差异。

 

为何老一辈在物质匮乏年代仍能生育多个子女？这与城镇化进程及观念转变密切相关。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城镇化率较低，1960年仅为19.75%，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

在农村，多子女家庭具有明显优势：养育成本低，孩子稍大即可参与劳动，增加家庭收入；此外，“人多力量大”的观念普遍，子女众多有助于家族在村落中立足。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推进，这一模式逐渐瓦解。在城市，个人价值与知识水平、职业收入挂钩，人多未必力量大。

家庭教育模式转向“精英化”，资源集中投入于少数子女，导致生育成本急剧上升，父母与孩子均承受巨大压力。

 

观念转变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城镇化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公平就业机会，许多女性通过职场实现自我价值，而非仅限于家庭角色。经济独立使她们在生育问题上拥有更多自主权。

当代年轻人不愿生育，是生育人口基数下降、高昂的养育成本、社会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迁。

许多家庭中，父母习惯于以“催促”方式干预子女的婚育决策，却忽视了两代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差异。

若以几十年前的生育观念套用于当下，无异于刻舟求剑。

父母与子女之间亟需加强理解与沟通，在重大人生决策上给予彼此更多尊重与空间。